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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常言笑 @ 2009-07-09 17:05

  有一个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说到自己职业的选择,说感到茫然,他说常看我的博客,问我的建议。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理解是遇到情感问题大家应该去问连岳,遇到职业发展问题应该去问徐小平。我没有答案,不过我可以帮你思考:
  
  其实关于职业发展的问题,别人或许能提供一些开拓思路的方法,但是答案在你手里,就看你会不会提问了。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浪漫片,叫Notebook。这上面女主人公选对象的方法倒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寓言。
  
  主人公富家女艾丽爱上了木材加工厂小伙子诺亚。诺亚很穷,但是爱她爱得很彻底,也能看透她的内心,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轰轰烈烈干柴烈火。
  
  嫌贫爱富的艾丽妈妈不同意,从中作梗,截获诺亚所有来信,让艾丽绝望中与洛郎订婚。洛郎一表人才,家里也有钱,他还有风度,说话和顺,不和艾丽争吵,客客气气。表面上看,答案是明显的。要是你的话,你怎么选择?电影的答案是艾丽最终选择了诺亚。
  
  电影中的选择过程倒是颇让人受启发。我摘几句台词,作为职业选择的参考,你要是用来找对象也可以,后果自负就是了:
  
  What do YOU want?
  
  当女主人公面对诺亚说自己难以选择的时候,诺亚发现,她难以选择,更多是因为受到他人说法的左右,比如她父母认为她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诺亚说:你别管洛郎怎么想,你妈妈怎么想,你甚至不要管我怎么想,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需要什么?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都要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别人没有办法替代自己回答。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如今社会上一个很不好的倾向,是用一些少见的成功案例,剥离出来的一些粗浅原则,去指导所有人。比如所有人都在说提升领导力,让人以为,在职场,好像只有做领导才行。有人根本不是这块料,跑到那样的位置上做得很累。其实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给人出谋划策,但是实施不行,那么他在顾问的位置上更开心。有的人喜欢推销一切,你让他在营销和销售的位置上他如鱼得水。所以你得弄清你是leader, adviser, teacher, seller, translator, operator… 还是什么都不是,you fuckers and suckers! 你喜欢做什么,是lead, advise, teach, sell, translate, operate? 然后加上个er, or,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明你的职业定位了。
  
  人不可能什么都行,今天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聪明人的一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行(Half of being smart is knowing what you are dumb at).知道并承认自己不足的人才是聪明人。
  
  Can you picture yourself in 20, 30 years?
  
  诺亚的另外一句劝诫是:你能否想象过了20年,30年后,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很多选择看起来并不难,因为有些职业你可以一眼看到底,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子。比如在美国高校当教授,你几乎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图景,精确到每一年,比如前面几年熬终身教授,熬到之后如何做研究,学术服务或者教学,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生活方式?或许是,或许不是,这都是不难想见的。
  
  See that guy over there?
  
  艾丽的妈妈也想帮她做决定,于是带她去一个工地看她曾经的恋人。“看到那个家伙了吗?20年前,我和他疯狂相爱,可是如果嫁给了他,我今天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 (她后来也说自己其实挺后悔,她仍然深爱着她,她现在的生活太闷。)
  
  有的职业没有那么清楚,可是看看周围的同事,尤其是做了几十年的老同事,你或许可以看见你做这一行做下去是怎么回事。我一开始做教育技术这一行,很激动,直到我后来看到一个从事我这一行的一个老头,由于技术更新太快,他根本跟不上,于是成为笑柄。和他一样的家伙很多,从他们身上我发现,这一行做下去,要想出类拔萃,就得像小白鼠一样不停地跑,而且后来的人总会掌握更新的东西,随时让你过时,你的经验有可能成为你自己的绊脚石。看到这一点后,我的激情就转移了,和艾丽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初恋”,亦即摆弄文字上来。
  
  Who says it’s going to be easy?
  
  那个诺亚不仅穷,而且和艾丽在一起的时候,爱就爱得要死,吵就吵得要命。艾丽说,你看我们两个一起有什么好,老是吵。诺亚说:是啊,我们99%时间都在吵,你自己也是99%时间都让人头痛,可是谁说这结合容易呢?我们本来就要去解决这些分歧,去磨合的啊。那个做生意的洛郎倒是和艾丽互敬如宾,可是也不会去花什么时间和她在一起。工作也是这样,谁会说哪门工作容易呢,条条蛇咬人,不付出你的热情、善意、耐心,什么事情能那么容易?如今我们看奥巴马当选,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须知在选举早期,很多竞选班子的成员觉得看不到希望,在团队出现悲观情绪的时候,奥巴马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会,问了一个问题:Who says it’s going to be easy? Raise your hand.没有人举手。
  
  Is it about security?
  当艾丽犹豫,甚至要想嫁给富家子弟洛郎的时候,诺亚问她:Is it about security?So it’s money! 他说艾丽还是图个安全感,想找个有钱人。在有钱人臧天旭都被抓了之后,我想大家一定都在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有一种安全感,是当艾丽年迈,成了老年痴呆之后,诺亚还是日复一日来给她读书,读他们自己的故事。你可以说这是浪漫,也可以说这是安全感。像一头暴发户一样买999朵玫瑰,不过是花钱买别人种植的成果,这有何难,又不是你自己种的,有本事你天天买,一直买到老去!
  
  言归正传,我们职业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谁曾料想,当初一窝蜂去读计算机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会遇到网络泡沫的爆破?谁曾想到,接着一窝蜂去读金融的留学生,今年毕业后会遇到华尔街的冬天?套用肯尼迪的一句话:不要问你去什么热门专业,而要问什么专业里你会成为热门。



 
常言笑 @ 2009-07-09 16:38

南桥在“第三处所”一文写到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

“……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提出了一个“第三处所”(Third Place)的概念,说人总希望在自己的家和单位之外,有个“第三处所”。在An Army of Davids一书中我看到,现在很多人谈生意,喜欢找这种比家里稍微严肃一点,比单位轻松一点的中间地带……

……而今消费型企业的一个趋势,是制造让人逗留的环境。购物城(shopping mall)就是这么设计的,它不怕你来了不走,就怕你来了就跑。一些书店,也越来越多地内设咖啡屋,让读者在这里慢慢看。我以前去书店买书,一些心胸狭窄的老板会在边上鹰一样盯着看,有的甚至出言不逊,说不买就不要老是看。这种眼光狭窄的做法,是很难把生意做成功的。可惜这种小家子的做法不仅仅是一些小商贩,一些企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气量却变得很小……”



 
常言笑 @ 2009-07-08 15:06

风尚周报做的一个张家辉的专访,阅读全文在这里——

被朋友带着意外入行后,演的大半是警匪片——烂片里的主角,或者在还不错的片子里扮个配角。 演了5年,直到忍无可忍。“经常收工后,开着车回家,边开边哭。你那样卖力演的戏,都没人看啊。赞也好,骂也好,好歹有点反应给我啊。可是什么也没有。你知道那种用力抛出去,得连一点回音也没有的感觉吗?”他定定看着记者,叹问道。令人跟着不忍。


今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张家辉穿着一套白色西装,安静地坐在台下。根据他后来的描述,其实当时是表面平静,内心非常紧张,掌心已经在出汗。颁奖礼之前,张家辉和太太关咏荷在家里从不提起金像奖入围这件事,“怕想太多难免会有压力,而最后万一不是自己拿奖,我怕我的表情会很难看,万一被摄像机拍到,就很尴尬了。” 后来,摄像机拍到的,是他狂喜的样子。他可以安心了。他自己的话是,“拿了这个奖就可以死掉了。”


“贾樟柯、曹保平(《李米的猜想》导演)、章家瑞、王小帅,都是我想合作的内地导演。”竟是一众文艺片导演。“这些年我拍了太多商业片,现在很想多拍一些文艺片,平衡一下。我那么爱演戏,我享受拍文艺片时,对演技精打细磨的感觉。只是,下次我会对片子的商业考量、整体计划了解更多。这部片子开始剪好后是2个小时,最后上映时,又剪成90分钟。这让我很难受。其实,你怎么知道剪成90分钟就有出路,就好过2个小时呢?” 


“当年有天,她跟我说,我们要么结婚生子,要么分手,你选一个。我惊讶得要死,说,有没有这么严重啊?她很肯定地说,有。我说,那好,就结婚吧。” “没觉得她跟你受委屈?” “没有。大家都努力工作,我不自卑。” 


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最讨厌的呢?智慧。最讨厌自大。
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最讨厌的呢?智慧、开朗。最讨厌装嫩的。



 
常言笑 @ 2009-06-11 23:10

  《新宿事件》是尔冬升筹备10年的电影,这部费尽心思的作品,找来成龙、吴彦祖、徐静蕾、范冰冰,符合港产合拍片“内地主角要占到三分之一”的相关规定,但最终因为片中的诸多暴力元素,未能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不能在内地上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不愿“北上”而固守本地的香港导演,尔冬升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电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2009年,香港没有一部真正香港投资的电影,各家公司放了一年的长假。这样的现实让尔冬升很沮丧: “香港电影,从创意到投资,导演到演员,制作到发行,每个环节都有病。类似血压高、糖尿病,不治不会马上死,但反正你早晚会死。”

  香港的弱势文化心理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妥协进内地?

  尔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内地上映,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们都不需要去送审,自己就知道有问题……再加上剪完那个版,支离破碎了,我觉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就放弃内地,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个电影的投资方包括中影,我当然想进内地,但我不可能为适应审查制度牺牲作品的完整。像刘德华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剪的内地版,观众完全看不懂。报纸上直接有人写文章骂:“什么烂东西都可以拿金像奖。”

  当我决定放弃内地市场,成龙也跟我急,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卖票,乱剪一个版本骗观众进去,那名声坏掉了,以后拍什么都难了。

  记者:怎么看待香港电影进内地的得与失?

  尔冬升:其实吴思远的功劳最大,他一直跟中联办、新华社很多部门在谈。反过来讲,合拍片不光对香港电影有好处,内地电影业也得到了好处。我们以前刚和内地接触的时候,一起开会,那些内地导演觉得:香港导演怎么对市场这么熟悉。那时候,很多导演还是厂里人,根本不考虑商业回收,拷贝卖多少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内地完全和香港一样了,还出现了民营和个体户,变化很大。

  记者:你说“香港人现在的文化心理是一个弱势的心理”,为什么?

  尔冬升:只是一个感觉。从前,香港人是比较骄傲的心态,现在,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比较憨厚了(笑)。你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合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以前香港人拍内地,《深港旗兵》啊,然后就是《过埠新娘》啊,《表姐》啊,把内地人拍成土包子一样。现在影片中有钱的是谁啊?没有香港人,都是内地的。你不觉得从电影里看,这个角色已经开始改变了吗?电影跟着整个社会改变了。

  记者:以前的香港导演土生土长,非常熟悉这种市民的心理,所以能够拍出所谓“香港味道”的电影。现在,这种环境改变、人的心态也改变的情况下,就你观察,香港导演对于和内地合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尔冬升:肯定是在摸索之中。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内地现在还是在发展的,它每天改变得太多了。比方说,剧本审查到戏的审查,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我叫一个内地导演带了一套他小学跟中学的教科书给我,我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内地的审美需要。

  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追回来的。比如,冯小刚的喜剧,你把剧本给我我都不会拍,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像《忘不了》、《新不了情》这种爱情戏,没问题,因为全世界一样的。如果是生活上的东西,我就碰都没法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太大。

  内地不要重复香港误区

  记者:这次两岸三地导演开会,侯孝贤带领十位年轻导演来香港,你怎么看待台湾电影的掘起?

  尔冬升:我觉得他们复出也是因为有一个内地市场在。很现实的,现在内地正式开放跟台湾可以合拍片了,对台湾电影来说就多了一个市场。

  台湾的新电影,我看了若干部。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监制制度,所以它在美术、创意上是很有活力的,但是电影的故事完整性还是有问题,有时前面拍得很好,但是到后面结尾,好像怎么都延续不下去。

  台湾电影低潮那么久,我告诉你,要等另外一批年轻人长大才行。因为之前放弃你的那帮观众是不会再看的了。你要五六年时间,才会有另一批新的观众出来。

  记者:不用考虑扶植新导演吗?

  尔冬升:因为老的那一批早晚会淘汰。你看韩国,垮了那么久,它多快就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垮得又多快!它跟现在的台湾,跟内地,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台湾电影现在累积到某个程度了,这么多年轻人一起进来,很扎眼。

  记者:我看这次长虹和学者两家公司投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朱延平在做,另外一个是王晶在做,都是当年的那种传统运作制度。

  尔冬升:这些片商,把香港电影搞垮,他们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跟内地很多朋友讲,你们做电影,有那么好的市场,你们就别那么急功近利,走香港走过的道路。

  我的剧本一样遇到这个问题了:哇,这个明星好,或者还要用谁谁谁。已经在点菜了。我试过拍桌子,我想说算了,你们不投没关系,我把这个拿到日本,我找角川,我找韩国,把它拍成日本片、韩国片,我不拍华语片了。

  即使政府支持贴租金,但还要有发行商支持你,那个电影给你上才行。对发行商来讲,你贴我租金我还不愿意呢,我上王晶的戏,卖钱啊,这个是现实。你别跟我讲什么品质,什么是艺术,不要跟我讲。

  但是如果所有都是艺术片、都不卖钱的话,那些投资人也会很快就退走的,也会有问题的。

  记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很蓬勃的香港电影死掉的?

  尔冬升: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香港最蓬勃的时候,台湾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一部戏可以两千万港币买走的嘛。所以后期片商就开始点菜,这部电影:刘德华加谁我就给多少钱,有点像点菜。现在其实内地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说学得快嘛。现在内地,上片的时候:什么演员,牵涉到那些影院有没有信心给你好的档期,他们不看剧本的。就好像重新走一次香港电影的历程,历史重演啊。其实历史永远重复的。我常劝他们说,你一定要理解整个行业,稍微看宽一点历史,不要太焦虑。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它有金钱、权力,利益那么多,其实跟政治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一样的。美国人就说,政界是长得难看一点的娱乐界嘛。

  
我不“北上”

  记者:你怎么看陈可辛拍《投名状》,陈嘉上拍《画皮》,徐克拍《女人不坏》?

  尔冬升:都是为市场嘛。徐克反而会尝试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还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认真地去谈电影,他喜欢的文艺上的东西,都没有人跟他谈。所有的人都跟他谈市场。起码现在在北京,他的朋友会很多。

  记者:《女人不坏》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摇滚圈,那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基础。

  尔冬升:徐克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陈可辛等其他人,我们想很多,是市场上的,取悦观众,取悦老板。我们是铜臭的——我不能代表陈可辛啊(笑),虽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们老在谈钱。徐克没有那么在意这一点。你跟徐克谈,他不会跟你讲钱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从来不会讲这个戏要卖多少钱。徐克除了在讲这个电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别的追求,有时候就好像——科学家、发明家。

  之前每次开电影方面的会,我们谈的全部是市场跟商业题材。我就说,我们也可以研究探讨一些其他有用的嘛,比方说香港与内地文化上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再比如对电影对白的要求,为什么香港人的剧本在内地会被笑场等等,我们是不是来研讨一下?为什么《海角七号》我们看不懂?我在台湾念过小学,念过三年,我常去台湾,我都搞不清它现在为什么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关系会这样,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说我们找一天谈谈这个吧,别老“市场”了。

  记者:你觉得电影圈里徐克最纯粹?

  尔冬升:拍了那么多年戏,我老觉得,暂时来讲,只有徐克跟许鞍华两个是拿电影当生命的。他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异是,我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到50岁之后,我不想为了电影把这个大世界里的其他东西放弃,因为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工作而已,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不想放弃别的东西。我不能老在家里面看Discovery看怎样旅游,就好像去过了,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旅行是我最大的一个意愿,这整个世界你要看一看,太多地方还没去呢。

  记者:陈可辛在北京开了工作室,很多导演也北上发展。你会考虑吗?比如昨天跟麦兆辉庄文强聊,他们都有个感觉,前一代的导演顾虑更多,因为港片擅长的东西没法拍,所以会焦虑。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会变通,会减肥,会想办法把内地的衣服穿上去。

  尔冬升:实际上有点难度,那个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我还没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内地的警匪片,但不代表警匪片就一定要拍得像《旺角黑夜》那样上不了。

  记者:你适应过吗?感受如何?

  尔冬升:有困难。在内地,警匪这个概念就不像在香港那么简单。碰到过很多问题,从剧本开始到道具枪,都是问题。因为我们的枪是跟美国的那个制度一样的,它是真枪,但把枪管封掉了,你不能再把它打开了。它是有执照的,连机关枪都是真枪。你光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每个题材牵涉到什么部门就要给什么部门看的嘛。那些人,他们也对电影完全不了解,你要给他审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一部警匪片,你如果反复地描写罪犯的心态——好看嘛,bad man里面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心态了,那就可能通不过,因为里面很多东西犯忌,很难通过。那如果故事简单一点,就光是像成龙那样打斗,把坏人抓掉打死就算了,有时也不行,可能公安局看了会说:哎,我们警察没有这样的,你怎么这么翻跟斗什么的,又有问题。所以我总结是对电影看得太重要了,电影其实没那么重要。
  记者:大家看电影的心态太认真。

  尔冬升:太认真,而且观众也是把电影看得太像一回事。我老觉得我很怕,我其实就拍部电影,我自己首先要好玩,我喜欢拍。我拍一个电影,突然间你把我弄成学术一样,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所以《投名状》拍到陈可辛崩溃。这种戏我就不太敢碰,很累啊。

  记者:像《三少爷的剑》这种,会不会加入一些时代背景?

  尔冬升:其实古龙的东西很时代的,他根本写的就是一个大都会里面的东西。我跟他也认识的,他写当年的台北,台北那些黑社会啊什么的,就像江湖一样。他里边的人性很现代的。像《三少爷的剑》就没有压力,它有原著的。如果自己编剧,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拿捏不淮

  记者:《旺角黑夜》里的张柏芝,原来是一个大陆妹,后来你把她改成了马来西亚妹。

  尔冬升:当时就是送审的一个技巧。有一个导演冲着我讲:你懂吗?我们现在拍的电影是理想中的社会。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沟通,现在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摸得淮,没有人会拿捏。《新宿事件》那种戏,我告诉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不能上,关系很好的时候也不能上。这种戏没有人拿捏得淮。

  电影局的官员,也不了解。电影局对香港电影,一直是开明的态度。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些电影想都没想,它最后会通过了。

  记者:比如说《门徒》?

  尔冬升:《门徒》没事。写毒品没事,我在内地的报纸、杂志上面,看了多少写这个毒品的文章,连数据都出来——海洛因吸毒人数全球增长最高的地方。国家肯定也焦虑得不得了,所以它肯定会看你这个电影有没有美化。

  这就是《门徒》里很有风险的地方了。张静初讲这个毒品,她语言中觉得它很美丽,但是你要拍出来让观众觉得“哇!它真恐怖啊!不能碰这个东西”。

  另外,暴力的东西要小心,这个是确实会影响小孩的,你可以说我保守,它对未成年的青少年确实有负面作用的。张静初死掉的那一下,没那个劲头不行的,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的恐怖拍出来,那个效果就不行了。

  审查有松紧,什么叫“松”跟“紧”?有些其实我们知道,有法令和条例,但法令写得很虚,有些条例也不是法律。比方说有规定说“床戏不超过15秒”,《门徒》里面不是有一场张静初勾引吴彦祖吗?15秒。香港版那个比较长。15秒从哪里算?张静初走过去,坐到他的身上开始数?15秒,不够。我说,前面不算吧?肯定要等她讲完那句对白才算吧,我后面也没有15秒那么长。好,过了。15秒。我就给吴彦祖说,没有办法,就15秒。

  所以我跟方平说,已经累积那么多经验,我们就干脆在香港搞一个公司专门帮人送审吧。

  记者:《早熟》没问题吧?

  尔冬升:有,《早熟》是最麻烦的。他们审查的时候一愣一愣,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想不到人家外面老师、家长的的反应会怎么样。我在去成都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鼓励年轻人早婚早育啊,我当时就愣了。

  我看到一个医生写的文章,他说在深圳,是全中国年轻人堕胎最多、早产婴儿最多、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我去深圳拍戏的时候,那些医生说,整个深圳,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很奇怪,很多香港学校借《门徒》那个戏,连监狱都借。警察反毒部门来借,我说这些资料都是我从你们那里拿的,问人问出来的。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有画面。但《早熟》是学校借去最多的。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那种问题也永远都会存在。我年轻的时候看美国片,有一个《两小无猜》,拍的是更小的学生怀孕,这不是新鲜事情,不是我原创的东西,其实每年都有发生这种事情。你到美国中学里面看,大着肚子上学的,14岁的中学生都有。

  记者:所以,还是吴宇森简单,拍《赤壁》。

  尔冬升:《赤壁》啊,《投名状》啊,都比较简单。拿一个大的题材先把你们震住,然后你们就买票吧。而且是一个可以宣传炒作的话题。想在《赤壁》里看到健全的历史观,起码要拍个60集。

  香港的电影分级

  记者:香港有自己的电影分级制度,除了政府管制,它在大众层面怎么审查的?

  尔冬升:每次放映前,市民登记了之后,经过挑选,然后观看给电影评分。但不完全以他们作淮,看他们的比例。比如《新宿事件》,我有两个镜头,完全是暴力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问题,但太血腥了。80%的观看者说要删了,那我就修改,把它剪短,或者换。

  香港本地电影审查,它有它的判断。我举一个例子,你开枪特写,中枪没问题;如果你慢镜头,那个血喷出来,三级;暴露的镜头,裸体,正面,男女,自然强行地剪。浴室走出来,不用三级;性爱镜头,男生的手,就算穿着衣服,摸女生的胸部,畸形的,三级;男性的器官是兴奋状态,是不可以的,完全禁止的。

  记者:好歹都有明文。

  尔冬升:有明文规定。如果戏里面有暴露那个私处,审查者觉得他是未成年,你就要证明他的年纪。如果那个戏的内容是找成年人来演未成年,这个就很模糊了,要具体看。

  记者:市民的意见会起作用吗?

  尔冬升:市民会比较保守,审查的人比他们开放。香港市民代表评分时,退休人士比较多,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不起直接作用。起直接作用的是专业人士。

  记者:影评人会对电影创作起作用吗?

  尔冬升:内地观众影评有它的影响力,就香港市场来讲,影评人没有那个影响力。香港影评可悲的是,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指标,好不好看,几颗星,跟餐厅评级一样。我跟所有香港导演说,你不需要害怕内地,因为内地观众其实看文艺片人数最多。你看《梅兰芳》的票房就知道了,以人口比例来看,内地观众比香港、台湾都多。



 
常言笑 @ 2009-06-11 22:52

  原来有“面包”吃的看到原来没“面包”吃的现在都有“面包”吃了,而且吃得很受落,很开心,即便自己还有“面包”吃,心口自然不是滋味,一不小心噎着是正常的事——加上其他地方那些现在有“面包”吃的那撮人也许可能大概是担心看到同样的局面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陕西神木自3月1日起推出的“全民免费医疗”——这样一个全国人民——尤其是没“面包”吃的人都会叫赞的、天大的好事,才会“招受质疑”。

  陕西神木自3月1日起推出“全民免费医疗”以来,招致各方议论,叫好与质疑的都有,至今,神木县仍然处于“对外表白”之中(5月26日工人日报)。

  “我们去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有17亿多元,用于医疗支出仅仅1个多亿,怎么会有负担?”“前两个月(3、4月)我们一共报销医疗费2230多万元,预算是2600万元——3000万元,远远没有超出预期。”

  支撑医改的“财力不是问题。”当地官员一次次为政策辩护。在他们看来,免费医疗绝不是神话、童话,是切实可行的人间佳话。的确,为全民免费医疗背书的固然是神木的强大经济实力,不差钱的财大气粗让神木的医改有了底气。这其实只是表象,敢于推出这一政策,自揽麻烦的为民众福祉考虑的豪气远比财气重要。神木再有钱,在西部也只是第5位、全国第92位。比神木有钱的多的是,为何没见他们神气一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别的地方不关差钱,差的是为民服务的德政意识。

  “做梦也没想到,天大的好事能降临到我的头上。”身患肠癌的贺凤英对记者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户籍是‘神木县’。”“这真是个救命的政策,我们希望能一直执行下去,如果取消了,我们老百姓绝对不答应。”

  让人郁闷的是,一项惠及千万老百姓的医改,“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神木县领导不明白。但批评者是明白的。那就是神木的公益新政出了风头,打破了“卖光”的潜规则,让与民争利者承受巨大的压力。神木能,为什么其它地方不能?以后还怎么叫难叫苦继续掏老百姓荷包的大业啊。

  神木的医改之所以显眼与让一些人看不顺眼,只能说是神木打破了那种风行一时的甩包袱式改革的潜规则。将学校推向市场、将医院推向市场、将公交、自来水等推向市场。一个时期,一些原本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在改革的旗号中被各地政府当包袱一甩了之。看起来是发挥市场的作用,引入民间资本,实质是政府不愿履行公共的义务,不愿在这方面支出花钱,甚至想着与民争利,从中赚一把。只想着花钱搞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卖光”政策还成了敢于破冰的“光荣”代名词。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住不起房,死不起人。神木的医改只不过是重拾政府的责任与义务,跟国家的新医改政策一样,让医疗回归公益,对滥用市场化的操作来一次矫正。

  神木的免费面包并没有让当地政府消化不良,群众十分爱吃。但噎住了甩包袱式改革的喉管,当然让那些人不舒服,皇帝不急太监急,要一吐为快。我们不总是挂在嘴上,要以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为依归么。那么希望神木能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这项政策,将群众高兴的好事办好,不让外界看笑话,也树立一个样板的意义。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作者:余人月



 
常言笑 @ 2009-06-11 15:34

独立者连岳

2009年06月05日 经济观察报

刘溜

连岳自称是超级宅男,“让我宅多久都没问题的”,当来访者正想表示惊异时,旋即会发现,他所谓的“宅”是指整个鼓浪屿,“不出门”是指“不出这个岛 ”。连岳住在鼓浪屿中部山顶一栋能看到海景的房子里,周边有身形庞大的榕树和被绿藤、花木包裹的老洋房。岛上禁止自行车,所有人都是步行者。

下午三时,连岳步行到半山腰的“褚家花园”咖啡馆接受采访。庭院里开放着各种颜色的喇叭花,这儿被连岳评为岛上最美咖啡馆。服务员端上几袋铁观音和一套功夫茶茶具,连岳开始展示他泡茶的功夫。“我一天要喝很多茶”,他说。

每天在一杯茶与下一杯茶的间歇里,在这个四面环海、离厦门十分钟轮渡时间的美丽岛上,他通过网络浏览外界资讯,并作出自己的评判。打开“我爱问连岳 ”的邮箱,里面塞满了为各种情感问题所苦的男女们发来的邮件,他一封接一封地看完,然后挑选一两个回答,中选的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一”。选中的邮件以及 他的回复会发表在他的媒体专栏上。

国政时事和小儿女情感,在连岳这儿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因为二者都关乎个人的独立人格。

“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独立。”连岳不假思索地答道。

2007年以前,连岳还只是被视为一个受欢迎的情感专栏作家,跟小资、小智慧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之后,他无可置疑地进入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博客之列。

再回到1997年,27岁的连岳一口气买了三本《中国可以说不》,激动地四处送人。后来他经常提及自己当年的愚蠢和狂热,作为人并非不可改变的乐观证明,“正因为自己曾经会上这种当,所以现在我不会觉得那些愤青有多不可救药”。

“我很晚熟,三十岁才差不多成熟。”他说。

从三十岁往前回放,他当过《南方周末》撰稿人、《厦门晚报》评论员,在地方检察院待了三年,教过四年书,做过汽车修理工,上学时数理化一塌糊涂,然后是印象里无比漫长的童年。 




连岳对网络的依赖程度非同一般,平时他喜欢挂在网上,每天“认认真真在网上看资料、写东西的时间”是三四个小时。“我觉得离不开网络是必然的,就像大家离不开电一样,它现在变成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要件”。

在网络兴起以前,连岳觉得厦门和广州有很大的信息落差,“媒体人,还有搞创作的,必然有天生的本能往信息比较密集的地方靠,因为中心城市给你的养分才够,给你的刺激才够,多样性才够”,因此他很渴望往外走,2000年去广州,待了两年。

“到了网络时代,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存在信息落差了,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足够大量的信息,在厦门这种中小型城市里待着心里也不会慌。”2002年连岳从广州回到厦门后,就很少离开过,偶尔去趟广州或北京,往往待上一晚跟朋友们聚聚,第二天便打道回府。

他喜欢厦门这个城市,“不大不小。太小了,有趣的元素就少了,会觉得有点儿匮乏感;厦门不大不小,密度足够,从城东跑到城西不过半个小时。”住在鼓浪屿上,他每天睡到自然醒。

这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拜网络所赐。正是因为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一拨又一拨声讨“网络暴力”的运动中,连岳始终是网络的坚定拥护者。 




给人回邮件的时候,连岳往往会捎上一句“祝开心”。

跟他所喜欢的王小波、罗素一样,连岳爱好知识、主张快乐,保持着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走在岛上,他会突然指着路边的树说“这是木棉树”,又问“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猫,这儿是猫的天堂”,又告诉说哪家的鱼丸最好吃。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在连岳一篇写于毒奶粉事件期间的批评文章中,“快乐”二字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上有批很苦的人,有批非常辛苦的人,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能意味着我们不能生活得好一点,这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我自己有力量,能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过得更好,我的声音会有更多的人听到,这对所有人都会有帮助,对于最底层的这批人也是有帮助 的。”

连岳看书驳杂,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却看了很多宗教典籍;他曾花了半年时间读了一本非常枯燥的书,黑格尔的《小逻辑》。“你会看到怎么从一个概念推 演到下一个概念,觉得这个过程很好玩”;之所以读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写的《债法总论》,是“觉得法律语言挺有意思”。“好玩”与“挺有意思”是他常用的词 语。

在连岳眼里,有很多“非常非常古怪的事”,比如他经常被问到的,在家写稿能不能养活自己?挂在创作者前面的胡萝卜,是不是在于死后能被人记住?“挺奇怪,你死了还想那么多干吗呢?或者有人说,我为后代而写作,这也很奇怪,你为什么藐视后代的创作?”

还比如一些人还在谈论80后怎么样,“这就跟说河南人怎么样、河北人又怎么样类似,这种判断太偷懒了”。他有一种担心——“随着自己的年纪增长,就突然很害怕,万一哪天自己嘴里说出一句这些80后怎么怎么样,我估计自己就差不多完了。”

我们聊天聊得很慢,连岳一贯地不着急。等到终于没得可问的了,他才轻声问:差不多了吧?当晚连岳出岛招待朋友,在酒席上被一位不相识的同龄人误认为80后,不过他经常遇上这类事,早已见惯不惊。

经济观察报:据说王小波是作家中最早用电脑打稿子的,他是电脑高手。

连岳:他应该最早意识到网络给人带来的好处,他当时对信息自由流动的乐观情绪就已经弥漫在他的杂文里面,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过世是在 1997年,当时网络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他有点儿小孩子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天真,而且不停地尝试新东西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都在骂网络,比如网络滋生出网络暴民,网络并不能带来民主等等。

连岳:网络只是一个工具,我认为始终要把网络回归到工具,如果你在网络上是暴民,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暴民,只不过你通过网络这个工具把你的声 音给放出来了。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每个人具备充分资讯的情况下的,我觉得网络很好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现在网络让我们尝试了一下言论自由大概是什么东西。言论自由其实包含了大量的人身攻击、粗话、谣言,有语言暴力的言论,人身攻击的言论,以及制 造谣言的言论,这是言论自由社会必然呈现的多样性状态。所谓言论自由就是你一定有发表错误观点的自由。你会发现越是言论自由的地方,让你讨厌的信息越多, 这才是言论自由。

经济观察报:你生活得很超脱,但你有一句话,“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吧?

连岳:我曾经在检查院工作过三年,我有很多好朋友也在现在的体制之内比如司法体系里面,其实他们中间有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 畴之内,会尽量争取让法律来说话。我觉得所谓的整个社会在进步,一定是体制内外都有力量在进步。逐渐地人们都能具备公民社会该有的一些常识,虽然他可能仍 然只能做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些常识给了他,你觉得重要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这个进步的过程很可能非常缓慢。

连岳:没办法,我觉得可能找不到更快的办法。有时候你可能太急迫了,希望这个社会一觉醒来会改变,或者希望你写一篇文章全都觉醒。你把时间放长 以后,虽然每天没什么改变,但对照十年前和十年后的社会,我觉得十年后的社会宽容了很多,多样性也增加很多,新的一代人身上那种旧东西也少了。

经济观察报:你不着急吗?

连岳:我不着急,我对自己对社会都没有焦虑感,也没有拯救感。有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能拯救他人拯救这个时代,这种想法是比较可怕的。其实你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至少你可以享受生活,可以到比较舒服的岛上住一住,这不必等体制进步。

如果再过几十年社会还是这样子,那死的时候只能认命了,那就是这一代人的命运;只能等下一代人,看他们拥有的这个社会怎么演化。你是希望公众的意识有一个变化,如果几十年过去了,公众并没有体现出那么强烈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那你也只能认同他们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如果再过几十年社会还是老样子,你会怎么办?

连岳: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尽量地享受生活,这是我自己努力工作应得的,我不欠谁,我谁也不欠。同时我能做的,就是评论这个社会现象,关注这一批人。生活有生活的逻辑,批评社会有批评社会的逻辑。

我相信是有一批圣徒一样的人物,宁愿放弃自己所有尘世的快乐,去苦行,去拯救别人,但这不是一种普遍可行的状态。

经济观察报:不能反过来要求其他人。

连岳:对,绝大多数人正常的状态是首先想着自己,然后在自己成本很低的情况下顺便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人的进步要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正常 的状态之上。你可以希望他做事情,但是做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成本一定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往往很多事情的推行,是能让很多人愿意顺便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才能 做成。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从《中国可以说不》那种情绪中走出来的?

连岳:应该说大家都喝狼奶长大,我觉醒得特别迟,在1997年左右那一波民族主义狂潮当中未能幸免。在这点上我非常感谢王小波,他的一系列论证,让你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不可自洽的,也是违背人性的,你就会迅速地发现它是一个谎言。

你对自如发言的要求,你对财产的喜好,你对公平的竞争秩序的要求,这些都是本能。只要一个人愿意舒服,愿意快乐,他一定会追求这些东西的。

经济观察报:说到对财产的喜好,我们社会里好像“耻言利”的声音还是很大。

连岳:我记得奥巴马在欧洲说过一通话,说他对美国有信心,理由是什么呢?一是美国人还是很羡慕富人,不仇富;第二,美国人还是很爱钱。所以他对美国很有信心。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人把 “惟利是图、大家都只想着钱”当成负面因素,用来描述这个社会已经堕落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反而是社会最重要的动力,是人争取自己利益的很重要的途径。比 如作为商人,巴菲特在赚钱的时候他可能会赚尽每一分利润,但是他死的时候会把所有钱都捐出来,卡内基也是这样。

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无论是哪个阶层,受益阶层也好受损阶层也好,都很喜欢侮辱最大多数人很自然的选择,他喜欢钱你觉得他庸俗,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你觉得他没有大局观。

国富论》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人的自私自利就是这个社会最好最有效的动力。但我们到现在还把人想着自己的利益当成非常坏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谁不爱钱呢,基本上大家都很庸俗。

连岳:我觉得,人不庸俗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合理的社会一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庸俗的,而且理直气壮地庸俗。

我们的社会我觉得是庸俗得不够,大家都还没有站到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好像每个人跳出来都是为整个社会考虑。你多去考虑一下自己,多争取一点自己的利益,这样庸俗的人多一点的话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就不庸俗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还有一些人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只管挣钱,抛弃了理想主义。

连岳:我倒觉得,现在大家该做的,一个是发声,一个是发财,你能批评就去多批评,多说真话,你如果有经商的天才就赶快发财,钱和意见是一样的,都是重要的。

如果中国出现一大批又能发声又能发财的知识分子,这是最好的。我觉得知识阶层应该很有钱,应该要有一批非常有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必要为自 己有钱,或者为自己生活的舒适而感到什么愧疚,这没什么好愧疚的。欧美做电视媒体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年薪几千万美元。知识分子一定要有钱,赶快有钱,有钱 后批评的声音也会雄壮很多。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吗?

连岳:我可能被一些人贴上了这种标签,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都是私人的,不存在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当 你的利益和这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时候,你为自己争利益就是为社会争利益,这是顺便的行动,而不是说,我这个人或者某一些人是专门捍卫公共利益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连岳:独立。真的要做到独立也有点难度,第一需要能力,第二需要勇气。但也不是特别难做到的事情,你在现实生活中会碰到很多这样独立的人,你自己会喜欢这类人,因为这类人有力量。

独立最后肯定是会体现为独立判断,这也是这些人可爱之处,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被人激将,不能被人家要挟,有时候不能跟多数人的判断走。

经济观察报:你写过一篇曼德拉,很赞他。

连岳:当然,我觉得曼德拉、甘地这种人物可以说是人类遗产。但同时,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大家把曼德拉、甘地给神话了,只要有一个人做到大家认为 不可能做的事情,就觉得他是神,这是最可怕的一点。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逻辑,但没有人去做这样简单的事,他们做成了,然后人们就说:他是神, 这个我们做不了。知识阶层的坏习惯是侮辱民众,而民众的坏习惯是等待拯救,大家都指望有另外一个人来做事,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最简单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你最早被人所知是你的情感专栏,实际上情感关系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我们谈谈婚姻吧,你曾说现今社会的婚姻关系还处于非常蒙昧的状态?

连岳:对,我大概主持了六七年的情感专栏,对情感的现状会比较了解一些。大家先是急着结婚,在婚姻里都很害怕真相,对出现的冲突、问题采取鸵鸟政策。但其实结婚前你应该尽量多谈恋爱,因为你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找到适合你的人也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的婚姻像演戏一样做给别人看,让长辈、父母开心,身处其中的人很痛苦。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可能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无论什么样体制下的人,爱这个东西都是不会停止的,你总是可以去爱一个人,很多人连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都放弃。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好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子?

连岳:可能也就是彼此接受对方,接受的过程是充分了解的一个过程,接受不仅包括接受他的长处,尤其包括接受他的缺陷、情绪,方方面面的缺陷。感 情上的东西是希望平等对话的,你在感情中才会有意思,那种默契关系才会非常持久,你到老了可能都不会厌倦。你跟一个人待了十年二十年,一个眼神就可以交 流,这种乐趣是很难替代的。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很稳定的,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

有了前面两个基础,双方应该把公领域和私领域划分很清楚,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归结于私领域,外面大量的人,长辈、亲朋,想侵入这个领域,很多 人没有办法抗拒这种侵入,这种私领域只要一退步,这个婚姻一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就变成床上躺着的不是两个人,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这是我们传统 社会最可怕的一个东西,而且这种侵入是以爱你的状态出现的,它不懂得克制,所以这时候需要两个人有一种很强大的抵御能力,你知道共同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 个边界是绝对不可以让别人进来的,否则婚姻城堡守不住。

经济观察报: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连岳:到现在我被问得最多也最无聊的问题就是,你在家写稿能不能养活自己。这很荒唐。你从来不会问清洁工、卖包子的,怎么养活你自己,你从来不 会问这些人这个问题。那有的人写点什么狗屁文字,大家凭什么就非要问你怎么养活自己?我们有一个不好的阶层划分,好像你干了脑力劳动,就非得别人养活你不 可,凭什么。养活自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去年有本书挺红的,卡佛的《大教堂》。你看卡佛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你写小说写得很好,但你照样是一个普通人,只要你的小说没有让你挣足够多的钱,你还是该干嘛干嘛,所有体力活卡佛都做过。